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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后来在元丰二年的，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一般感谢一下就得了，他非得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等怪话。

    于是惹恼很多人，遭到御史台何正臣弹劾，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来神宗死了，哲宗就位，苏轼总算是回来了，但他又闲不住了。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

    所以，看到苏轼被贬出京，实在是欧阳辩的意料之中，他一点也不感觉悲伤，反而想要笑出声来。

    苏轼心有疑虑，但还是说道：“你离开京城后，朝中一片乱象，已经不复嘉佑年间的平静。”

    欧阳辩点点头。

    “……一开始韩相与老师一起携手赋税改制之事，倒是配合颇为相宜，不过后来老师说动陛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相因此不满。

    韩相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集财政大权为一体，这是在忽视中书省的存在，说老师这是想要独揽大权，因此心生不满。”

    欧阳辩点头，这个事情他知道，条例司成立的四个月后，条例司便以自身的名义相继出台了均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多项新政，这些政策得以迅速推行，与条例司建立之后从程序上避开了中书省与三司的审核有着重要的关系。

    但韩琦身为首相，却对这些变法插不上手，也怪不得他会心生不满了。

    “……于是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制定的均输法、免役法等等，韩相不仅不予以支持，还带头反对……”

    苏轼眼里有些无奈：“其实均输法、免役法不就是季默你原本税赋改革的内容之一么，也就是韩相一开始打算推行的，可是现在因为这个，韩相却旗帜分明的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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